哈尔滨圣索菲亚教堂附近起火，刘良松半辈子都住在这里，17岁开始他就成了新天林场47塔

刘良松在这里生活了半辈子。 17岁那年，他成为大兴安岭新田林场47号塔的瞭望员。 他独自一人在近7万公顷（相当于10万个足球场大小）的森林中度过了近25年。

每年冰雪即将融化的时候，他都会背着半人高的背包，从松岭开车前往40公里外的一个林场。 到达林场后，可以换乘摩托车攀登海拔1000多米的安妮塔山。 山顶有一座20多米高的铁架塔。 他还需要步行二十多公里才能到达下一座瞭望塔，这也是他和森林中下一个人的距离。

文字| 马拉拉

编辑｜糖枫

那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了

太阳停在远处的山顶，空气凉爽，风吹过一丛干枯的野草，树枝一动不动，指尖的皮肤知道它已经过去了。 从哈尔滨向北步行800公里，就到了大兴安岭林区的边界。 封闭的腹地有一个紧邻国境的小镇，名叫松岭。 水果店里的每一个橙子，由于路途遥远，外皮都起皱了。 唯一主干道的骨架也支撑着对称分布的住宅建筑。 有时你可能走了5分钟，却没有遇到一个朝你走来的人。

再往下走，就只有地图上能看到的一大片森林了。 里面，天空从树枝上漏下来。 人们走路的时候，可以听到鞋面撞击沙子的声音，发出节奏，十分吵闹。 应该没有别的声音，只是，暴露在森林里，微弱的树枝折断声也可能是野兽的声音。 这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末梢神经。 人们不再居住在同一栋楼房里，而是零星地散落在寒冷的秋原上，共享着一种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到达的巨大。

刘良松在这里生活了半辈子。 17岁那年，他成为大兴安岭新田林场47号塔的瞭望员。 他独自一人在近7万公顷（相当于10万个足球场大小）的森林中度过了近25年。 每年冰雪即将融化的时候，他都会背着半人高的背包，从松岭开车前往40公里外的一个林场。 到达林场后，可以换乘摩托车攀登海拔1000多米的安妮塔山。 山顶有一座20多米高的铁架塔。 他还需要步行二十多公里才能到达下一个瞭望塔，这是他和森林中下一个人类之间的距离。

刘良松的工作就是在瞭望塔上不断地观察森林。 他必须准确地找到每一个突然燃烧的烟点。 他的眼睛可以看到隔着半个平原的第二座山上的瞭望塔。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瞭望员，必须具备在大片森林中寻找烟点的能力。

每天早上6点30分，他在瞭望塔旁边一栋外墙斑驳的白色小平房里醒来。 他带着一瓶水和午餐上了塔。 他吃馒头或切碎的生白菜。 白天，他在铁塔的平台上走来走去。 夏天很热，冬天很冷。 即使地面没有风的时候，地面上也有两级风。 冬天，他穿着两层大衣，站在城楼上，感觉骨子里很冷。

手机所需的信号塔尚未完全覆盖，唯一可靠的通讯方式是用于向林场报告火情的对讲机。 如果安全的话，早上报火后通常不需要联系林业部门。 当天最吵闹的声音大概是蝴蝶飞进了瞭望塔。 它不停地扇动翅膀，撞到了一扇能看到外面却飞不出去的玻璃窗上。 刘良松接住了它，放它飞走了。

十月，他在松树岭的家中接受《人物》杂志采访。 这是他近几年才有的闲暇。 47 号塔又增加了两个瞭望员。他不再需要几乎全年都呆在塔上。 他每个月的假期比以前多了10天，但他的空闲时间却更多了。 相反，这成了一个新问题。

他的房子在城市的后面，离树林很近。 购买两居室的公寓是为了让年迈的父亲可以使用暖气。 我母亲于2002年去世，现在父亲去世已经第五个月了。 当我不说话的时候，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冰箱工作的声音。 上山前买了一袋桃子。 当我拿出来轻轻挤压时，水就渗出来了。

“如果你不想回来，为什么要回来？回来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人，我喜欢呆在山里。” 刘良松低头说道，随后默哀了一分钟。 储物柜上有一瓶他十年前收到的手工堆砌的彩色星星。 这是房间里唯一能找到的关于女性的信息。 他已经快五十岁了，仍然孤身一人。

人生就像一块被反复熨烫过的白布，每一条皱纹都能让他感到新鲜。 7日，与朋友聚会后，他不想回家。 他到外面散步，看到路边聚集着一群初中生，热闹极了。 ，好像有一个完成某栋建筑的任务。 刘良松走了过去，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教他们砌砖。

图片来源《生命万岁》纪录片

火

山上需要他。

大兴安岭是东北的柴草堆。 秋天，白桦树的树皮变得蓬松，剥下即可点燃。 森林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可在15分钟内随风蔓延20多公里。 松岭及其下面的村庄几乎都是以森林防火为核心而建的。 深入林区的路上，每隔几百米就能看到身穿军大衣的中年男子。 他们是林场的守护者。 他们每天从早上8点一直站到下午5点30分，路上的每一个明火烟蒂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管子。

刘良松的工作比他们复杂。 他在森林里，是林场的眼睛。 “云和烟一定要分清楚，云是可以移动的，如果横着移动，烟就会笔直向上。松树林着火了，就是白烟，草甸着火了，烟就是白烟。”如果是混交林或山谷，那就是黑烟。”

夏天最容易着火的是雷击。 塔是铁做的，他必须在雷声袭来之前躲到平房里，雷一结束就跑上塔。 “百分之八十的情况下，像蛇一样闪电和叉子的大矿井会着火。” 每年都会发生五六起这样的火灾。

它必须是准确的。 罗盘号码的误报，会让地下队伍走错至少两公里。 山下有一支近百人的消防队正在等待他指路。 当火灾发生时，他需要立即在脑海中生成一条导航路线。 他脑子里有那片森林的完整地图，是他十七岁的时候在山顶用笔一一记下来的。

天气好的时候，刘良松要等到天黑才下楼，但有时还要在楼上过夜。 几年前，南翁河附近的林区发生了一场火灾，烧了十多天。 最近的地方，火灾距离刘良松负责的林场只有几十公里。 “夜晚，整个天空都被烧红了。” 那是他最害怕的时候。 他不敢睡觉，也不敢下塔。 早上，他拿了一碗方便面，用冷水泡着。 中午面条软了，他就吃了。

他还有一些以前在消防系统工作过的朋友。 老朱是一名消防员。 他被一辆越野车运送到了森林深处，一下车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冬天救火的时候，天气特别冷，火又特别热，我就咬着牙往前跑。 火扑灭后，人们发现口渴了，就找附近的水坑（有的动物脚印挖的坑会积水）喝水。 “我们把火扑灭了，所以我们只能在那里睡一整夜，生怕它复燃。第二天我们醒来，查看昨天装水的矿泉水瓶时，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小虫子，像虫子一样，在里面蠕动。” 当老朱讲出这个故事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纷纷起哄，包括刘良松，但他没有说话。

看来，瞭望员的工作确实很轻松。 刘良松更多时候面临的是孤独。 “我常年呆在山里，呆的时间长的话，我能抓一只蚂蚁，陪它玩半个小时。我在大兴安岭抓到过蚂蚁，它们很大，黑乎乎的，有的甚至有蚂蚁。”翅膀。” 当我无事可做时，我就下塔去。 他可以脱掉衣服，花15分钟在衣服上寻找比小指指甲还小的草爬虫（蜱虫），翻来覆去。

很少有人一辈子当瞭望员。 他们要么耐不住寂寞而中途离开另谋出路，要么想办法调到林场内工作。 他的朋友红岭现在在松岭拥有一家酒店，酒店的门厅装饰着两盏水晶吊灯。 他曾经当过几个月的瞭望员。 “如果我实在无事可做，我就数数塔上的玻璃碎片。”

“我数了一下，我们的塔楼有36块玻璃，没事的时候，风一吹就嘎嘎作响，我就一块一块地折断。” 刘良松说，为了打发时间，他想了各种办法把对讲机拆下来和他们说话。 对着森林大喊大叫，或者试图在森林里散步，但上山的路太难了。 山上无法使用移动数据，他以前的手机连微信都无法使用。 去年他路过一家五金店，发现店主正在用12伏电池看电视。 平时话不多的他，却呆在原地，不停地询问该怎么做。 老板对他的问题有些不耐烦了，就在山上学着如何使用。 通过卫星信号观看电视。

早年，刘良松到山上喝水时，都会从塔上下来，从小溪里挑水。 他看到了三只黑熊。 “你看它，它也看着你，一动也不动，有时在地上爬，有时站起来走。两个大的牵着一个小的，大的看起来像三只或三只。四百磅，我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站起来，但没有用。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他们就离开了。”那是刘良松距离危险最近的一次。

图片来源《生命万岁》纪录片

四棵大西伯利亚红松

“就像一睁一闭眼睛，二十多年过去了。” 刘良松这样描述自己17岁时登塔的那一天。 2016年央视给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和现在相比，他的脸没有太大变化，脸圆圆的，皮肤黝黑，但现在已经开始长出明显的白发了。 “有一天，我爬塔内的楼梯时，感觉膝盖有些不好，我们这个行业很多人都有风湿病，不是说人是从骨头开始衰老的吗？” 他已经忍受了六七次防火指挥，瞭望塔的颜色从白色变成了黄色，再从黄色变成了红色防锈漆，也算旧了。

二十年来，他无数次想过离开。 最接近的一次是一位同学向他介绍了一份在北京的工作。 另一个人在城里做生意，有雇主。 他可以给他下几个命令，他也可以自己找人去做。 一年赚10万元是没有问题的。 那是在政府推出禁伐护林“天宝工程”之前。 新田林场依然很忙碌，一家人都会拿出好吃的食物与邻居们分享。 伐木队每天都会从森林里拔出比盆地口还粗的大树来卖钱。 一拉就能装一卡车。 那时，没有人愿意接替他的位置。 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沉默或保持静止。 瞭望员一个月能挣三四百元，伐木一天能挣100元。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砍木头。 他觉得用自己一米多的身躯，仰着头，脖子酸痛的去对抗大树，是很危险的。

技校毕业后，他到林场给领导当了几个月的跟班。 “我怎么能做这份工作呢？端茶、送水、拿车钥匙的工作我都做不了，我更喜欢自由一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份瞭望员的工作，一直在那里工作。”自从。”

二十多岁的时候，刘良松并不觉得KTV的声音会让他脑子疼。 安静了许久，他第一次想要下山。 母亲劝他做一件事要坚持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我妈妈对我真好，以前我下山的时候给她打电话，她每次都会在门口等着，关心你吃饱了没，穿得暖不暖和。”我回到家，她会问我想吃什么，就给我做饭。从小到大，他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妈妈。 2002年，他将母亲送到哈尔滨医院，医生把他放在一边，诊断出她患有肺癌。

至今，每当看到为重病募捐的活动，他都会捐款。 不多，十块、二十块。 “我跟着妈妈，小时候，她看到孩子就会回家用缝纫机给孩子做衣服、裤子。看到乞丐，她一定会做饭给他吃。她还要求够了就他吧。”刘良松不在乎筹款信息是真是假，他只是做出了和母亲一样的选择。

防火也是如此。 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好这件事。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漠河附近发生烟头火灾。 近17000平方米的森林受到影响。 近6万人连续28昼夜扑救，火势才得到控制。 最终造成211人死亡、266人受伤。 刘良松当时并不是瞭望员，但他看到火车拉进了满载难民的火车。 一切都被烧毁了，除了给他们的帐篷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新田林场下有他从小就认识的人。 虽然现在住户不多，但每当他出现在林场时，常常会被人拦住打招呼。 走了几公里，就会有人打电话给他，说：“我刚刚看到了，就看你了。” 这是他珍视的东西。

刘良松小时候在森林附近长大。 “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得先把柴劈完，一群孩子先去你家帮忙，劈完柴，我们就一起去隔壁家，等大家劈完柴后，我们再去隔壁家。”上山吧。” 今年5月之前，刘良松家门外的地毯下，会藏着一把备用钥匙。 他常年都在山上。 他的父亲身体不好。 刘良松下不来的时候就会给朋友打电话。 无论什么时间，只要他打个电话，朋友就可以安排父亲去医院。 如果情况严重，需要去市里的医院，朋友会提前帮他订酒店。

他和他现在的五六个朋友都是城市居民。 有的人在物流发展最好的时候在北京待了一年，赚了很多钱，但每天都只是工作。 有人在大红门做服装批发，少量进货就能赚大钱。 然而淘宝的崛起改变了这个行业的规则。 还有一个人在北京出差，在中国大饭店被请吃饭。 这道菜的售价是几百元一盘。 “太贵了。 治疗我的人告诉我们的领导，如果我们没吃饱就得回去准备吃的东西。” ”

刘良松最近也遇到了一些事情。 六月，他的驾驶执照被吊销。 他一下山，朋友就约他出去吃饭。 他把车停在一个烧烤摊旁边。 摊主是林场熟人的孩子。 “他告诉我不要停在那里，所以我开玩笑说我就停在这里，因为我以为他可以帮我看看我认识的人。结果我在里面喝了两瓶啤酒，当我出来进去的时候车上抽烟，他拦住了我。” 他现在需要感受新规则。

城市在缩小，现在瞭望已经成为了一份好工作，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新田林场的小学已经关闭，居民楼还在，但很少有人住。 剩下的人正在纠结是去松陵买房还是去哈尔滨买房。 他还去哈尔滨寻找外出谋生的同学。 在圣索菲亚教堂，刘良松按照朋友的要求拍了一张纪念照，甚至没有进去就走到了门口。

这种沉闷与他在森林里时完全不同。 他常去的清溪湖畔，有一艘不知名的小船。 刘良松从不知名的仓库里拿出两节电池，插上电源，在湖里行驶。 一接近林区，他就有了近乎孩子般的好奇心和勇敢。 “松花江的水不好看，全是垃圾，似乎盛满了一切。这里的河水是那么清澈，云是那么洁白。” 刘良松站在多布库尔河上游自言自语道。 这里的河水很窄，水清得连鱼都藏不住。 前后都没有人，只剩下水声。

远处的云层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更薄的云层几乎被完全照亮。 一切都在毫无目的或意义地流动。 最近，刘良松越来越喜欢山了。 他发现只有在森林里，他才能听到每一阵风吹过树叶的轻柔声音，感觉自己好像能说话一样。

17岁第一次来到瞭望塔时，他在瞭望塔边缘种植了四棵西伯利亚红松。 最近，其中一颗出现了裂缝，因此他反复叮嘱同事不要将含有清洁剂的水倒入附近的土壤中。 25年前送给他树苗的人说：“它能挖塔，长得比普通落叶松树大一倍。” 他守护着那些树，想要等到能够挖塔的那一天。

图片来源《生命万岁》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