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局新版招采信用发威！3家药企已注销“退圈”

医保局新版招采信用制度显现威力，已有三家药企因不符合要求而注销退出医药行业，这一举措旨在加强行业监管，保障公平竞争和公众利益，此举对医药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未来将有更多企业面临类似的要求和挑战，需要加强自身信用建设，遵守行业规范，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公众健康，摘要字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事件的核心内容。

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的第15期医药价格招采信用评价结果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共有70家企业被评定为“特别严重（失信）”或“严重（失信）”。

在最新公布的“特别严重（失信）”企业中，新增7家企业里云南企业占据6席；与此同时，另有4家企业被列入“严重（失信）”等级，分别适用2020版与2025版裁量基准。这也是医保局自今年6月修订招采信用评价制度以来，首次以“新旧规则并行”的方式，对失信行为进行集中披露。

新规发布后首次公布监管结果，已经对业内形成明确震慑：在第15期结果公示前，已有几家涉事药企通过公开道歉、承诺合规经营的方式，获得了信用修复。

但真正引发行业讨论的是：这份名单里，不少企业已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GSP）资质，甚至企业主体已完成注销，早已人去楼空。

这些已“退场”，无法继续参与招采的医药企业，为何还会被公开列入失信名单？医保招采政策升级后，失信名单处罚的是谁？警示的又是谁？

云南为何频频“上榜”？

若仅看地域分布，云南企业在此次“特别严重失信”名单中的集中上榜，堪称醒目。

新增的7家“特别严重失信”企业中，除重庆康荣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外，云南省保山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保山众诺科技有限公司、昆明鑫生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昆明沛宏丰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同丰药业有限公司、昆明博舟经贸有限公司，清一色来自云南。

这7家企业均依照2025年版评定标准上榜——这意味着，该身份不仅会影响企业参与本省招标，还将逐步实现全国联动惩戒：对“特别严重失信”生产企业，在中止其全部产品在评价省份挂网、投标资格的同时，还会中止其涉案产品在所有省份的挂网、投标资格。

颇具反差的是，这些失信企业中，不少曾在公开资料里以“诚信经营”“规范管理”为宣传重点：有的拿过地方“诚信企业”称号，甚至在疫情期间承担过公共配送任务。

以云南省保山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为例，这家成立于1955年的老牌地方流通企业，曾多次获评“消费者信得过单位”“诚信之星”，宣传语里“以诚服务、以质取胜”被反复强调，疫情期间还参与过疫苗冷链运输与防疫物资捐赠。类似的还有云南同丰药业：2004年成立，曾拥有8000多个经营品种、600名员工、覆盖全省的配送网络，是典型的区域性医药商业公司。

但这些企业或其关联主体，最终都在反腐调查、审计追责、招采违规中被点名。它们大多规模不大，却覆盖当地多家医疗机构，业务横跨药品、耗材、器械乃至医疗技术服务——这是偏远省份区域流通企业的典型布局，毕竟基层医疗机构的全品类供应需求，往往依赖本地企业的“在地资源”。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云南等边远省份的医药市场因地理条件限制，一直呈现“小、散、依赖区域商”的特征：医疗机构分散在山区，物流配送半径普遍超过200公里，基层医院采购量小、议价能力弱，对能覆盖全域的区域商业公司依赖度极高。这也是2018年带量采购推行前，多数偏远省份医药流通的共性生态。

县域、乡镇医疗机构对区域商的依赖是全方位的：配送靠它们，垫资靠它们，协调招采、维系供应稳定也靠它们。在这一过程中，一批区域流通企业成了“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这种模式早期未必触碰法律红线，却与“定制招标、非透明返利、关系型供货”高度相关。这也是近年医药反腐中，区域商成为重点核查对象的原因之一。

真正引发行业争议的是：名单里不少企业已“名存实亡”。今年3月底，云南省保山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已申请注销《药品经营许可证》；云南集业药品有限公司早在2024年11月就注销了GSP资质；昆明博舟经贸有限公司也已于2025年6月完成工商注销。

跑路的企业都被点名了，这样的失信名单还有实际意义吗？

“这是其震慑力的所在，企业知道自己犯事儿了，主动离场的行为，就意味着政策监管有效。”一位区域流通公司负责人表示，“如何实现名单的动态管理，确实需要在接下来的政策执行中所有体现”。

如何用“穿透式监管”实现动态管理？事实上，医药价格招采信用评价体系在今年完成了一次关键升级——这是自2020年该制度落地以来，首次针对“企业注销逃责”“区域商违规”等行业新痛点的调整。

从2020年版到2025年版，评价体系主要在失信档次、评定依据上做了针对性调整：

• 案源信息扩展：在原有法院判决、行政部门处罚决定的基础上，增加审计报告、审计移送处理书等作为依据；

• 简化并收紧失信等级：将四档失信等级压缩为“失信、严重失信、特别严重失信”三档，同时从严调整标准：商业贿赂类“特别严重失信”门槛从200万元降至100万元，“严重失信”门槛从50-200万元调整为50-100万元；

• 顶格评定情形：对向医保/集采机构人员行贿、国家集采围标串标的企业，一律按“特别严重”顶格评定；

• 惩戒力度强化：加大向生产企业的穿透力度，评价处置原则上覆盖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

自2021年制度落地以来，医保局已累计公布15期评价结果。但这套体系的局限也很明显：失信评价并非动态管理，不以企业当下是否具备经营资质为前置条件。

换句话说，医保信用体系的“案源”来自司法判决、行政处罚、审计线索、医保内部问题这四个方向，但这些信息的跨部门流转存在滞后——这是医药监管的老问题，医保、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的数据尚未完全打通，企业注销信息往往需要一个时间周期才能同步。

一家药企准入人员对E药经理人表示：“医保信用评价对在营企业的震慑力很强，但确实存在案源滞后的情况。有些小公司卷入商业贿赂后，会立刻注销公司逃避责任，这种情况此前也有。”他建议，多部门数据应实现动态联通，而“穿透至MAH”是可行路径，毕竟《药品管理法》明确，MAH需对药品全生命周期负责。

不过，当前多部委信息尚未实现实时动态联通，这才导致“企业已注销，仍被列入失信”的情况出现。医保部门关注的是企业“过去是否在招采中失信”，而非“现在是否仍在经营”。

从经营角度看，企业注销GSP就意味着退出市场，无法参与招采、向医疗机构供货；此时再将其列入特别严重失信名单，已难以形成实质性约束。而中止挂网、取消投标资格的惩戒，对已退场的企业而言，也已失去实际操作空间。

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暴露出当前医保招采信用评级仍以“事后补位监管”为主，尚未升级到“全流程动态治理”。

那些已注销资质、脱离医药赛道的企业，失信名单的公示虽能厘清过往责任，却无法约束其行为；而真正需要被政策约束的在营企业，更需要一套精准的动态监管机制。

既然对已退场企业的惩戒已无实质影响，医保局为何仍要将其纳入名单？另一种行业观点给出了答案：企业可以注销GSP、退出市场，但历史行为不会清零。尤其在2025版新规强调“穿透至MAH”的背景下，信用评价正从“个体处罚”转向“行为溯源”，即便下游流通企业注销，其名称出现在失信名单中，也是对背后MAH的间接警示。

信用体系的价值是震慑“违规者”、保护“合规者”。唯有实现动态监管与穿透式治理，才能让合规经营成为医药行业的底线，真正守护医保资金安全，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