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银行面临严峻挑战，处于最危险的时刻，该银行正面临一系列问题，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为了保障银行的安全和稳定，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强风险管理，优化业务结构，提高服务质量，银行还需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外部合作，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确保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郑州银行度过难关，实现可持续发展。

文丨宋伊

美编丨李成蹊

出品丨牛刀财经

作为全国首家“A+H”股上市城商行，郑州银行曾是城商行阵营里的“破局者”。头顶双重上市光环，扎根中原经济腹地，一度凭“先发优势”成为区域金融的标杆样本。

但如今，郑州银行这颗曾经的明星，陷入了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困局，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郑州银行2025年三季报更是交出“增收不增利”的尴尬答卷，高管层“走马灯式”换岗，股东股权质押冻结成风，内控防线形同虚设。

归根到底，郑州银行的兴衰轨迹不仅是一家银行的个体命运，更折射出中小银行在治理缺失与转型困局中的集体挣扎。

01 陷入“增收不增利”的困境

郑州银行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营业收入增长与净利润增长严重脱节，暴露出郑州银行深陷“增收不增利”的泥沼。

从前三季度整体数据看，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91%，达到939.47亿元，可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仅微增1.56%，为22.79亿元。

而聚焦第三季度，矛盾更为突出，营业收入增长2.15%，净利润增速却骤降至0.2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增速更是低至0.01%，几乎停滞不前。

这背后的核心症结在于盈利结构严重失衡。利息净收入增长主要靠资产规模扩张，生息资产规模增长9.93%，但净息差却持续承压，增长动力并非源于净息差改善。

非利息收入表现更是差强人意，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7.09%，中间业务持续萎缩，暴露出业务模式单一的短板。

更严峻的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从去年同期的正收益24.45亿元大幅转为亏损21.94亿元，如此剧烈的波动，凸显出银行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和脆弱。

与此同时，营业支出增速达4.25%，超过了营业收入增速，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长7.73%至43.59亿元，不断侵蚀利润空间，导致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降至6.74%，较上年同期减少0.11个百分点，形成了“收入增长-支出更快增长-利润停滞”的恶性循环。

资产质量方面，虽不良贷款率从1.79%微降至1.76%，但潜在风险指标却全面恶化。关注类贷款金额增长5.70%至82.85亿元，占比从2.02%升至2.04%；次级类贷款更是同比大幅增长38.33%至43.27亿元，占比从0.81%跃升至1.07%。

这些先行指标的快速攀升，意味着大量资产正处于不良边缘，未来向下迁徙的压力巨大。

从贷款投向看，票据贴现余额同比激增33.54%，增速远超公司贷款和个人贷款，这种依赖低风险票据业务维持资产规模的模式，既反映出实体经济信贷投放的审慎或受阻，也可能导致收益能力进一步削弱。

郑州银行如今深陷一个系统性困境，盈利能力疲软，制约了风险抵御和业务拓展，限制了资本内生积累；资产质量隐患又压制盈利，迫使银行加大拨备计提；流动性管理压力则压缩了战略转型空间，其长期经营韧性将面临严峻挑战。

02 业务结构失衡

郑州银行的业务结构失衡已形成“收入依赖单一、信贷投向错位、战略定位摇摆”的系统性困境，陷入难以突破的发展瓶颈。

在收入结构方面，“重传统、轻新兴”的问题十分突出。2025年前三季度，利息净收入占比高达79.98%，收入增长过度依赖息差。

而中间业务表现不佳，不仅未能发挥补位作用，反而持续拖后腿，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同比下降7.09%，财富管理、投行等轻资本业务拓展严重滞后。即便作为核心的利息净收入，增长也尽显疲态，同比仅微增1.04%。

这主要源于净息差与生息资产收益率的双重下滑，净利息收益率从2024年同期的1.80%降至1.64%，生息资产收益率从4.00%跌至3.60%，盈利效率持续降低。

更令人担忧的是，业绩增长依赖“非主业临时输血”，投资收益同比暴增111.10%至12.29亿元，但这种增长依赖债券投资等阶段性收益，可持续性存疑，反而凸显了主营业务的疲软。

更值得警惕的是，业绩增长靠“非主业临时输血”，投资收益同比暴增111.10%至12.29亿元，却依赖债券投资等阶段性收益，可持续性存疑，反而凸显了主营业务的疲软本质。

信贷投向上，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风险积聚。

2025年上半年，票据贴现余额同比激增33.54%，增速远超公司贷款和个人贷款，这种靠低风险、低收益票据冲规模的做法，看似维持了资产体量，实则暴露了实体经济信贷投放的瓶颈或过度审慎，导致资金空转，对实体支持效能大打折扣。

对公贷款的行业集中度风险尤为致命，房地产业不良贷款率高达9.75%，批发和零售业不良率也达3.84%，资产质量与周期性高风险行业深度捆绑，抗周期能力极弱。

零售业务虽有规模增长，个人消费贷款同比增20.7%至207亿元，但0.67%的不良率竟低于个人住房贷款，在行业消费贷不良普遍走高的背景下，这一异常数据难免让人质疑风险分类标准放松，潜在风险未被充分暴露。

此外，郑州银行战略层面的反复摇摆，使得业务结构优化始终难以落地。

近年来，郑州银行的战略定位频繁切换，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领先银行”到“区域特色精品银行”，再到“政策性科创金融特色鲜明的一流商业银行”，缺乏连续性与聚焦点。

2025年提出的“数字化银行”转型，仅有口号而无清晰实施路径，长期战略屡屡让位于短期业绩诉求，缺乏科学论证与持续投入。

跨区域经营战略也遭遇挫折，异地分支机构贡献有限且风险事件频发，进一步压缩了发展空间。

最终，郑州银行陷入“规模扩张—风险积聚—盈利下滑”的恶性循环，业务结构单一与战略摇摆制约了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郑州银行如果想要破解这一困局，绝非简单调整业务比例就能实现，必须从治理结构、风险管控到业务模式进行系统性深度重塑。

03 陷入公司治理的桎梏

郑州银行在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上的问题，早已不是简单的管理漏洞，而是系统性痼疾，直接蛀空了银行经营稳定的根基，也让其发展前景蒙上厚重阴影。

这其中，高管层的持续动荡最令人触目惊心。自2023年起，这家银行就经历了一场堪称“地震级”的人事洗牌，从掌舵12年的董事长王天宇、监事长赵丽娟，到首席信息官姜涛、风险总监王艳丽，一众核心高管接连离场。

进入2025年，这场动荡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6名包括副行长、行长助理在内的高管再度密集离职，核心管理团队近乎“换血”。

这种高频次的高层变动，直接斩断了战略执行的连续性。新政策刚落地就可能因负责人离任而搁置，更暴露了内部权力结构的极度不稳定。

一个组织的高层频繁更迭，很容易滋生两种极端乱象，要么是管理者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看守内阁”心态，凡事敷衍了事、不愿担当；要么是部分高管趁着任期有限，急于求成搞激进决策，为银行后续发展埋下隐性风险。

更值得警惕的是，多位高管还存在明显的超期任职问题，副行长郭志彬任职近9年、首席信息官姜涛任期近8年，均远超监管层为防范利益固化而明确要求的7年轮岗上限，即便监管已将存量问题处理期限延长至2023年底，郑州银行仍未整改到位，这背后折射的是内部治理的僵化和监督机制的彻底失灵。

而原董事长王天宇的案例更具代表性，他在任12年间虽带领银行完成A+H上市，却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违法发放贷款，最终被“双开”，其长期掌权形成的治理惯性，至今仍在影响银行的风险文化。

股权结构的脆弱性与股东行为的短期化，同样在不断侵蚀公司治理的根基。前十大股东中，多家民营股东的持股几乎全被质押、冻结，早已自身难保。

比如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从2024年末的3.53%直接腰斩至2025年9月末的1.76%，其名下1.21亿股股权即便摆上司法拍卖台，也没能成功拍出。

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股东，根本没把银行股权当成长期投资标的，反而视为融资套现的工具，这直接导致银行经营目标被迫短期化，难以聚焦长期价值创造。

即便作为稳定力量的国有股东，比如持股7.23%的郑州市财政局，也有9327.89万股股权处于质押状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资本投入的长期定力。

而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背后只是分散的H股投资者，根本无法对银行战略形成有效约束。

这种“股东缺位”与“内部人控制”并存的股权结构，让银行失去了平衡短期回报与长期发展的稳定权力核心，最终导致公司治理目标从创造价值异化为转嫁风险。

更致命的是内部控制的系统失效，以及监管合规的持续失守，这意味着风险管理制度根本没能穿透业务全流程。

有媒体梳理发现，2024年一年，郑州银行就领了14张监管罚单，其中57%都指向贷款违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贯穿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到贷后管理的每个环节。

更严峻的是，内控失效已直接催化了业务风险，关联交易缺乏有效监督，导致银行对房地产等高危领域的信贷投放过度集中；风险分类标准执行不严，让关注类贷款持续增加，资产质量风险被严重低估。

监管罚单的背后，是内部审计、风险管理委员会等内部制衡机制的全面失灵，最终让银行在业务扩张与风险控制之间彻底失衡，一步步陷入困局。

郑州银行的经历给城商行敲响了警钟，“先发优势”难敌“治理优势”。

郑州银行若要重获新生，必须深刻反思，从源头抓起，在治理架构上完善稳定性与监督机制，在风险控制上建立全流程、高标准的管控体系，在业务发展上加快多元化、特色化转型步伐。唯有如此，方能突破发展瓶颈，重获增长动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局，实现稳健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