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法学生的角度浅谈沈逸老师所说的法律人的道德虚荣感是怎么来的

从法学生的视角，探讨沈逸老师提及的法律人的道德虚荣感，这种道德虚荣感源于法律人对法律职业的崇高理想和追求，以及对自己职业身份的认同感，在追求公平正义的过程中，法律人可能过于强调自身职业的道德标准，产生对他人评价的过度关注，进而形成道德虚荣感，这种虚荣感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励法律人坚守职业道德，但过度追求可能导致忽视实际情况，影响法律职业的真正使命。

最近，行政违法记录封存的新规成为舆论场讨论的热点，沈逸老师点评可谓成为很多人的最强嘴替，他那句“不要用巨大的社会隐患去满足自己救赎极个别案例的道德虚荣感。我们的立法基础应该以大多数人利益为基础”。我今天不直接评价这一政策本身，而是想借此话题探讨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法律专业中，某些价值取向似乎呈现出某种系统性的倾向，不是倾向大多数人而是总是纠结与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被某种理论框架所塑造？

作为一名法律专业的学习者，我想从法学课堂中最著名的思维实验——“电车难题”谈起。

一、被神化的“电车难题”：一个不公正的思想实验

“电车难题”早已出圈，成为大众熟知的哲学命题：一辆失控的电车即将碾压轨道上的五个人，你可以拉动拉杆，将电车转向另一条轨道，但那条轨道上绑着一个人。你是否应该拉动拉杆？

这个问题常被用来区分两种伦理立场：功利主义（为多数人利益牺牲少数）与义务论或个人主义（尊重个体不可侵犯的权利）。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这个思想实验本身存在结构性偏见，它并非中立的测试工具，而是一种隐含价值引导的“认知陷阱”。

1. 极端情境的误导性：非典型的滑坡建构

“电车难题”将我们置于一个极端、罕见、几乎不可能发生的道德绝境中。它跳过了现实政策中最常见的利益权衡场景——比如税收分配、公共资源投入、公共卫生干预等——直接将我们推向“一条命 vs 五条命”的生死抉择。

这种设定本质上是一种非典型的滑坡谬误：它夸大了因果链条的必然性，把一个边缘案例当作普遍原则的试金石。正如以下例子：

· “今天杀猪，明天就会杀人”；

· “允许动物实验，就会削弱对生命的尊重，最终导致社会暴力泛滥”。

这些推理都因过度延伸而失之偏颇。同样，“电车难题”暗示：如果你支持为了多数人利益而牺牲一人，那你就是功利主义者；如果你拒绝，那你就是个人主义者。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在真实社会中，大多数政策选择远非如此非黑即白。

我们可以设想几个变体来揭示其问题：

· 案例1：拉动拉杆可拯救灾区救援物资，但会毁坏一辆富豪的豪车。你会怎么做？

· 案例2：拉动拉杆能让无数慢性病患者获得一次性治愈药物，但医药公司因此失去长期盈利机会。你如何选择？

你会发现，人们对这些“非人命”版本的回答可能完全不同。然而，“电车难题”的设计者却只用最极端的生命权冲突来定义你的伦理立场——仿佛只有在这种“电车时刻”，你的真实价值观才会显现。

这就像一把10厘米的尺子，正常情况下分“左”“右”的界限应在中间区域（如5–6厘米）。但若有人把分界点设在9厘米处：只要你不在9–10之间，你就被归为“左”；反之则是“右”。这是一种认知上的“极端偏移”：只要你不选择极端个人主义，就会被贴上“集体主义刽子手”的标签，或者说如果你不是极端集体主义者，你就会被拉入个人主义者阵营。

而大多数学生在初次接触这个议题时，往往是在法理学或伦理学的第一堂课，面对权威教师的讲述，缺乏理论准备和批判意识，便轻易参与讨论、做出选择，进而被归类、被定义。

二、标签的力量：从选择到身份认同

这种归类并非无害。心理学中的“标签效应”（Labeling Effect）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被赋予某种身份标签，他往往会不自觉地调整行为，使之与标签一致。

1973年，心理学家克劳特（Kraut）做过一项实验：他让参与者为慈善捐款，然后将他们标记为“慈善的”或“不慈善的”。后续发现，被贴上“慈善”标签的人更愿意继续捐款，而被贴上“不慈善”标签的人则更倾向于回避捐赠行为。标签本身成了行为的自我实现预言。

回到“电车难题”：在这个极端情境下，大多数人出于对个体生命的敬畏，会选择“不拉杆”——即不主动造成一人死亡。这个选择随即被解读为“你是个人主义者”“你重视个体权利高于集体利益”。

久而久之，学生开始内化这一标签，进行“自我印象管理”：他们以“自由主义者”“权利捍卫者”自居，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倾向于强调程序正义、隐私权、个体自由，甚至在面对公共健康等集体利益议题时，也坚持“不能以牺牲少数人为代价”。

就比如我们之前艾滋病的防治政策，《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检测机构必须保护患者隐私，即使婚检中发现感染者，也不能主动告知其配偶。这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背后不乏“尊重个体权利”的理念支撑。但这一政策是不能被公众理解和接受的也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

我并非否定隐私权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主张：当个体权利与他人基本健康权发生冲突时，应进行审慎的利益衡量，而非绝对化任何一方。我们真正追求的，应是阻断病毒传播链条，让每一位感染者都能获得治疗与尊严，最终实现“零艾滋”的公共目标——这符合所有人（除医药资本外）的长远利益。

三、谁在设置议程？思想实验背后的意识形态

由此我提出一个假设：“电车难题”作为一种被广泛传播的思想实验，其真正功能或许不在于促进伦理思考，而在于通过极端情境和标签机制，系统性地塑造特定价值取向。

它将“集体利益 vs 个人权利”这一复杂的政治哲学议题，简化为一个看似中立、实则预设价值偏向的选择题。学习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的学生，在尚未建立独立批判能力时，便被引入这一框架，做出“选择”，继而被“命名”、被“规训”。

这种机制，某种程度上类似于PUA中的心理操控：通过制造认知困境、诱导选择、赋予身份，最终实现行为引导。而这些学生未来可能进入政策制定、司法实践或公共舆论领域，他们的价值取向将深刻影响制度设计。

这并非阴谋论，而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权力结构问题。西方主流人文社科理论在输出过程中，是否也携带了其自身的阶级立场与治理逻辑？我们是否在“学习先进理论”的同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某种服务于特定统治秩序的价值预设？

结语：保持清醒的学术自觉

“电车难题”或许是每个法学生都曾讨论过的话题，也可能是许多人被“启蒙”的起点。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反思：这些看似中立的学术命题，是否也在无形中完成了意识形态的传递？

我不是在否定所有西方理论，也不是在全盘否定个人权利的价值。我只是呼吁：中国的学术教育，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需要更强的批判性思维与本土问题意识。

我们希望高校教师不仅是西方理论的“翻译者”，更是独立的思想者。他们应当意识到，任何理论都有其历史语境与阶级属性，不能盲目照搬。我们也希望学生在接触这些经典议题时，能多问一句：“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提？它想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是法学、政治学、教育学或心理学的学生，或许可以将这一现象作为研究课题：思想实验如何影响价值取向？标签机制在专业教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走出“被设定的难题”，走向属于我们自己的思考与选择。